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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潮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的流失、税负的流失、消费的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从移民这一现象本身来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国际人口的迁徙，移民只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一个表现而已。尽管从数量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但中国移民的比例在整个世界上还是偏低的，把“移民”概括成一种“潮”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不过，这些富人移民背后的原因，仍值得探究与深思。据上述报告调查，富人投资移民原因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保障财富安全”占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占32%。
自1987年以来，流失到海外的近80万中国青年才俊中，就有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在校大学生，也引起了关于人才流失的担忧。相比之下，当前的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移民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因此这一波正不断扩大的移民潮又被称为是移资潮。事实上，国人移居海外的步伐的确在逐步加快，各国移民局的数据都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投资移民来源最多的国家。招商银行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50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近60%接受调查的内地富人都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者是有投资移民的考虑，而这一趋势在个人可投资资产在一亿元以上的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北京有移民专家表示：新世纪的这一波移民热潮的主力军是中富以上的新富阶层，所以说投资移民成为现在移民的主流。这和前些年移民潮重要的不同是，现在更多是有产者，以前是出去闯天下，现在是带着资金出去。这批投资移民移民海外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可能是子女教育问题。如果要拿到身份，对于子女去留学，无论是高中，初中，或者大学都会有很多优惠和方便。另外他们也有的是从商业经营等方面的考虑。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约162万，位居世界第一，但归国者只有49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有报道称，2009年的加拿大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计算，2009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2010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经济观察报》2010年底的一组报道中提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了三次移民潮。与上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并且在新世纪的头10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仅加拿大一国，过去10年有40万华人前往落户。
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潮又现加剧态势。商业移民申请人数有20%～30%的增长，主要从事加工贸易、采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行业，主要为企业主或企业高管。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富豪加速移民海外，导致中国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据大概计算，目前中国富豪向加拿大、美国和澳洲3国移民一年耗资达50亿，最近3年至少有17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这还不包括他们对移民国的其他投资。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劳工的大规模迁入西欧，一些国家开始转变为移民迁入国，最早的是西德、法国、英国三国。
一、德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德为了较快地实现经济复苏，开始逐步推行劳工移民政策。1951年，西德政府修订了《同盟管理法令》，规定有关劳工移民政策由联邦政府劳动机构和雇主联合会共同制定通过，确立了移民劳工的部分权力，并加强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此后不久，1955年，西德与意大利签署了招募劳工的协定，由政府出面组织招募外籍劳工，但影响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战后有大约有1170万战争难民从德国东部流入西德，这些潜在的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德劳动力的不足。但1961年“柏林墙”的建成以及西德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的振兴，使得西德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凸显出来。于是，西德政府授权雇佣厅积极从国外招募劳工，先后与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南斯拉夫等8个国家签署了招募协议。由此，西德征募了大量的外籍劳工。
到1973年，外籍劳工总数达259.5万人。他们对于战后西德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对于西德经济奇迹的创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招募劳工政策得到几乎所有西德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西德政府也逐渐放开对外籍劳工的居留许可。1965年4月，西德通过了《联合机构法令》，规定外籍劳工可以办理工作签证，但未给外国劳工长久居住权。后来，由于雇主不愿意不断地培训新工人，为维护雇主利益，1971年西德政府规定在西德居住满五年以上的外国人可得到在西居住五年的许可。这时有极少部分外国劳工开始把他们的家人带到西德。这一时期德国政府实行的是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冲击，西德经济增长放缓，开始陷入滞胀困境。在此背景下，西德政府于1973年末一改积极的劳工移民政策为严厉限制政策。其特点是：严厉限制外籍人在该国就业，敦促居住该国的外籍劳工归国，为实现国内安定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1973年11月，西德全面停止了招募外籍劳工并在国内严厉限制对非欧共体成员国的劳动者发放劳动许可证。与此同时，开始实行遣返政策。西德政府1983年颁布了《外籍人归国准备促进法》，发给外籍劳工每人15000马克、其子女每人1500马克，还视情况归还他们从前所缴纳的养老金。1986年，又颁布了《归国外籍人住宅建设法》，向归国者援助回国后的建宅资金。同时，积极为归国者提供各种咨询服务。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外籍劳工的数量大规模减少。这是因为，外籍劳工们经过长期工作已适应了在西德的生活，而且这时其原居国也同样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他们心回到原居国一样遭受失业的境地。因此，许多人宁可失业也不愿回国。选择留在西德的劳工移民担心控制政策越来越严，都设法把家人也接来。因此，在西德居住的外籍人总数并未因所在国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有所减少，相反不断上升。尤其是外籍人的出生率远高于德国人，故导致年轻的外籍人增长显著，从而给西德的劳务市场、教育、住宅等方面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保障社会安定，正视合法居住的外籍人因种种原因不愿回归故里这一现实，西德政府对那些执意不归者采取民族融合政策，使其身份合法化、生活安定化。在1978年《外国人法》与有关劳动许可法规修改后，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及其家属发放长期居留许可证、居留资格和长期特别劳动许可证，并逐渐向其家属开放劳动力市场。这些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家庭团聚的进一步鼓励。在征募劳工政策停止之后，家庭团聚成为西德接纳外国移民的主要渠道。由于认同西方国家的政治避难权以及受冷战与价值观的影响，西德政府在移民政策中实施一定的人道主义，这吸引了大批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避难者的涌入。同时，因在融合政策中采用血统主义，自80年代以来，来自东欧、苏联的具有德国血统的移民回流增加。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1990年10月两德的统一，德国的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从1988到1991年间，大约有120万居住在东欧和原苏联的德国人后裔移居德国。巨大的移民压力使德国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1990年颁发了《外国人法》，规定了外国人进入德国、在德居留、获长期居留以及入籍等条件，比以往的移民法令明显从严偏紧。1993年，德国又修改了避难法条文，明确了避难权的适用范围，遣送出境程序进展加快，使得申请避难人数大幅下降。由此，德国移民政策对于新的外国移民的进入更加严厉。
近年来，移民问题的日益突出，德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回避的态度，开始正视大量移民存在的事实，认识到外来移民与德意志民族处于一个“伙伴社会”中，要彻底解决移民问题，就要实现真正的融合。这是德国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于是，德国政府开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酝酿积极而又灵活的“新移民政策”。新移民政策基于两个问题的思考：一是新形势下，德国是否需要新的移民；二是如何实现移民真正融合。
对于第一个问题，尽管在是否需要通过移民来解决人口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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