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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语源流:世上最美的语言之一
(一)吴语初源来自古楚语
吴越地区在春秋时为吴国越国领地，当时这些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无变化。越后又为楚国所灭，吴地被列为三楚之一的“东楚”内。这表明是楚人给吴越地区带来了华夏语基础。这还可以由好几个方面推论：
据传说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这还有“宜侯”铭文为证，则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因连王名都已越化。但吴越王铸礼器兵器皆使用汉字，吴季札尤其通中原礼乐(孔子弟子中江南唯吴人子游一人，《礼记》记孔子称季札为“吴之习于礼者”)，那么统治层应至少在文化上要学华语，犹如旧时欧洲贵族之习拉丁文。只不知当时用的是中原雅音还是相邻的楚音(从楚伍子胥、伯嚭、文种、范蠡皆入仕吴越看，近楚可能性大。注意即使更早的吴太伯传说可信，《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则也是从周先经楚才至吴的)。
? ?楚语正式进入吴越由楚灭越开始。楚灭越时间现有四说：(1)楚威王七年，即公元前333年(《史记·越世家》及《六国年表》未记年，仅云“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同时破齐徐州。《楚世家》破齐事列该年，集解引“徐广曰：时楚已灭越而伐齐”)；(2)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前306年(《史记会注考证》)；(3)楚考烈王元年，即前262年(《越绝书·吴地传》)；(4)楚考烈王十四年，即前249年(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氏认为楚陆续败越夺地，夺取吴故地较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于吴越地东置会稽郡、西置鄣郡。汉初曾一度合并，后又改会稽为吴郡，汉武则改鄣郡为丹阳郡；至东汉又分置会稽、吴郡。秦汉置郡设官驻兵，中原移民主要聚居点应在郡治的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宛陵(今宣城)及一些重镇如秣陵(金陵，今南京)等处，吴语方言应是以此等地方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故后来吴语还是分别以苏州为苏南吴语中心，绍兴为浙江吴语中心，宣城为皖南吴语中心。但当时越族力量还很强，部分越人往往进入山区成为所谓“山越”，而浙南、福建一直还是越人天下。虽然汉武帝诏命徙瓯越、东越、闽越于江淮，不过迁走了三越的王族、军队主力与豪强而已(注：此说不确，《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闽粤传》都明确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东越(粤)地遂虚”)，广大散居越人退入山区，后来又出就故地，如史载“(东瓯)后遗人往往渐出”(《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吴地记》)，“(闽越)遁逃山谷者颇出”(《宋书·州郡志》)，而形成了回浦(温州)、冶(建安)、东冶(福州)三县。东汉时还曾派高级将领骠骑将军张意以水军讨伐东瓯(见《太平御览》引《东观汉纪》佚文)。直至三国时许靖致曹操书还叙说自己从会稽“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说明那时浙南、福建还没有被真正完全控制。乃至南朝宋谢灵运“尝自始宁(上虞南乡)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当由山间还有山越遗民而致误会。因此无怪乎西汉末扬雄所记“吴越”方言词主要还是侗台语词汇了，这说明后来吴语方言的形成是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
但扬雄《方言》中除“吴越”并称者为古越语外，常见的便是“吴扬”、“吴楚、荆吴”、及“楚扬、荆扬”等合称。“扬”既然可与“吴”、“江淮”等并举，应不是指包含吴(会稽)、庐江、九江、豫章、丹扬等五郡的大扬州，而应指吴楚之间的丹扬郡地而言，丹扬地区为今西部宣州吴语区及徽语区。分析这类“荆吴”、“荆扬”语词，则较多属汉语词。这正表明了楚语由西而东，扩及吴、会二郡的路线。从很少见到“吴”与北方方言并称，也反证了吴楚方言间关系不比寻常(《汉书·地理志》：“本吴粤[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由于南吴语比北吴语保持更多的古吴语特点，作者曾将温州方言与扬雄《方言》所说各地方言进行对比，结果是北邻吴扬、江淮各2条相合，中原关东5条、关西达17条而多数属通语，值得注意的楚、南楚沅湘间竟有十八九条相合。如：“晓、惮、慧、篷、嬉、杜狗、篓”等，其中如“惮(怒)、慧(病愈)、拌(挥弃)”等最具温州方言特色的词都见于楚语，可见楚语在吴语尤其南吴语的形成中应起过重要作用。吴语的形成除结合古越语底层外，汉语方面可能由楚与中原话两源融合而成(中原话主要来自晋室南迁)，怪不得中原人说吴人“音楚”。唐《慧琳音义》合称吴楚之音。
即使据最晚的说法，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东楚方言与古吴越语相融合当已形成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汉语江东方言。王充《论衡·自纪》篇记建武十年他八岁就学时“书馆小幢百人以上”，说明东汉初会稽教育已很发达，居民相当稠集，也自会向外发展。尤其东吴西晋期间，郡县屡屡分置增多，说明人口在不断增加，方言区域在不断扩展。它与中原汉语的巨大差别，则在晋室南渡时才在文献记载中明显表现出来。
(二)江东方言生出吴语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陆氏(约550-630年)是身为吴人的语言大家，历经陈隋而故于唐初，亲记其所见闻，自然贴切。从郭璞注《方言》大量以当时“江东”方言进行对比，可见江东方言晋代即已形成，这又出现几种情况：
1.从南北、东西的语音歧视说明江东方言自为一系
因南北方言巨异，晋南渡时南人北人互相轻视，南人称北人为“伧”，北人称南人为“楚”。
(1)顾亭林《日知录·方音》引《宋书》“高祖虽累叶江南，楚音未变”。又“长沙王道怜素无材能，言音甚楚”。《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又引《文心雕龙》云“张华论韵，士衡多楚”。刘宋皇族及王敦皆南徙北人，已习南音，陆机更是吴人，因都住于东楚之地话带楚音，故也称之为“楚”。北朝《魏书·岛夷刘裕传》：“岛夷刘裕，晋陵丹徒人也。”《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道成，晋陵武进楚也。”这些出生在常州地区的南朝皇帝，都被加以“楚”名。
(2)《世说新语·轻说》：“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这是说支公到会稽(在建业东，故称“东”)见王氏兄弟不说官话雅音，就讥之为鸟语。又同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原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顾为晋陵无锡人，不愿依当时风习学洛下语，乃讥北音为婢语(按“伧”义鄙贱之人，与“臧(～获)”同源)。
以上为南北之别，而江南之东西亦已有较大差别。
当时吴人又鄙称赣人湘人为“溪”(也作“傒”)，因古代荆山以南、洞庭湖至鄱阳湖之间，是“五溪蛮”的原居地，方言含有苗瑶语底层(自明代至今仍有呼江西人为“鸡”的，是“溪”音变)。
(3)《世说新语·容止》：“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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