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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目前为止，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世界仍处在国内希腊史和罗马史研究领域之间的“两不管”地带。造成这种状况的潜在原因，也许是人们通常以国家为古代文明研究单位的学术习惯：罗马的征服使希腊城邦和希腊化王国的主权不复存在，希腊史于是至晚写到希腊化时代为止；而罗马史的撰写和研究又以罗马国家的发展为显性或隐性的主轴，对罗马时代希腊人情况的描述至多也不过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有以希腊人为本位的系统论著。然而，无论从希腊史还是从罗马史角度而言，罗马时代的希腊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希腊古典文化中的不少成就是他们创造的。而他们何以能够并且究竟怎样保持自己的民族存在和认同，无疑是理解他们这段历史和这些成就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在罗马统治下，希腊人虽然丧失了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像同样被罗马征服的西部地中海世界诸民族一样罗马化，而是仍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将其习惯的民族认同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基督化前夕为止。
罗马时代希腊人所继承的民族认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对于自身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同一性的认同；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的观念；对于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认同。这些内容依次形成于古风时代（公元前776—前480年）、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前323年）和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1年）， 虽然形成的次序不同，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意识形态体系。
在公元前8世纪末叶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这一期间，Hellenes（“希腊人”）由一支希腊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全体希腊人的总称。这一民族总称本身当然也是各部落和各城邦的希腊人在它之下确立认同的最鲜明的标记。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对于自身认同的各种行为和话语当中，最具经典性的表述恐怕莫过于希罗多德的一句话：“to Hellenikon, eon homaimon te kai homoglosson, kai theon hidrymata te koina kai thysiai ethea te homotropa 。 ” 其中的 to Hellenikon既可以理解为“希腊人”，也可以理解为“希腊特性”这一抽象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它相当于当代西方语言中的Greekness, Greekhood, Hellenicity, grécité等词。这样，这句话就既可以译作“希腊人有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也可以译作“希腊特性是相同的血缘、相同的语言、共同的神庙、祭礼和共同的习俗”。显然，系动词“是”（eon）和系表句式使这句话看起来很像一个关于“希腊人”或“希腊特性”的定义。
民族认同不仅是一个认同“自我”（self）的问题，还是一个对“自我”与“他者”（other）即其他民族加以区分的问题。更多的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早期，barbaroi（此为复数，单数为barbaros）由原来一个偶然用于嘲笑外族语言的词语最终演变为一个同“希腊人”相对立的概念，构成对一切非希腊人的蔑称。希腊人眼中的这种barbaroi不会说希腊语，缺乏理性；缺乏政治自由，由暴君统治；丧失节制，荒淫无度，野蛮凶残；天生具有奴性；等等。我们在汉语中通常将这个barbaros译为“蛮族人”。促成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形成的最根本因素是希波战争。这场战争是希腊人第一次成功地抵抗外敌入侵的泛希腊主义联合行动。外来威胁和抗战的胜利促使希腊人转到侧重于从外部，从“他者”，从非希腊人角度来进行自我定义。
早在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在谈到当时尚属个别的希腊化现象时，就已经预言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对希腊化的蛮族人愈加普遍的认同：“‘希腊人’这个名字已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genos）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dianoia）的名称了；与其把与我们出身（physis）相同的人叫做‘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的文化（paideusis）的人叫做‘希腊人’。”在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以希腊文明作为统治的文化基础的情况下，接受希腊教育和文化，会说希腊语，奉行希腊宗教和生活方式的非希腊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被认同为希腊人。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实质上都构成了“文化”的具体内容，其认同总括而言便是一种文化认同。
希腊人素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民族”，其同一性从来不依赖于政治统一，因而其习惯的民族认同内容并未因罗马的统治而改变。由于希腊文化自身的影响和罗马对它的支持，希腊化进程在罗马时代并没有停止，反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大。例如，加拉太人是迁居到小亚细亚的一支高卢人，他们的希腊化就发生在罗马时代。一直到古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各行省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希腊化的非希腊人。
“希腊人”这个族名在罗马时代的使用情况与在希腊化时代并无二致。被称为“希腊人”者既有种族上的希腊人，也有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罗马在希腊本土设置了阿凯亚（Achaia）行省，但是没有希腊人因此而自称“阿凯亚人”。马其顿人在希腊化时代以前没有被视为希腊人，在罗马时代的铭文中则被明确地列为希腊人的一个部落：“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部落”（Makedosin kai tois loipois ethnesin tois Hellenikois）。“亚细亚的希腊人”（tois epi tes Asias Hellesin）、“亚细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pi tes Asias Hellenon）、“比提尼亚的希腊人共同体”（koinon ton en Beithyniai Hellenon）等提法均见于小亚细亚出土的罗马时代的铭文。
在罗马时代，血缘认同的习惯仍在希腊人当中延续。罗马皇帝哈德良应某些希腊城市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全体希腊人的组织——“泛希腊同盟”（Panhellenion）。关于入盟资格，学者对史料的解读存在分歧。S. 斯万（S. Swain）认为， 相关的史料表明，有入盟意图者须证明与罗马之间的长期友善关系和在种族及文化方面的希腊特性。(19) 而J. M. 豪尔（J. M. Hall）则指出，现存涉及入盟标准的史料事实上只强调了希腊血统（genos Hellenikon）。的确，同希腊化时代的情形一样，某些入盟城邦实际上是由希腊化的非希腊人构成的，但它们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入盟资格，就采用虚构的血缘谱系来追溯与希腊本土的关系。例如，辛那达（Synnada）本是希腊化的弗吕吉亚城市，却自称是由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合建的。基比拉（Kibyra）居民的祖先主要是吕底亚人，他们却声称基比拉是斯巴达人建立的殖民地，同雅典人也有亲缘关系。
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在罗马统治的大部分时期中其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的同时，实现方式却发生了若干繁琐而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共性就是：在接受和适应罗马统治的前提下，将自身认同的主方向定为更加强调文化和历史习惯。面对当代的屈辱和无力，他们需要在回顾和重温祖先的荣光中得到安慰。在独立和主权失落后，他们需要从自己本已享有崇高地位的文化中找寻更多的自豪。
作为失败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对罗马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繁琐和充满矛盾的。E. S. 格鲁恩将希腊人对罗马扩张的态度描述为“有仇恨，也有钦佩、惧怕、感激、愤怒、失望，尤其还有慌乱”。 这是罗马刚开始对希腊世界征服时期希腊人的心理反应，不过它已经奠定了日后希腊人对待罗马统治的心理基调。被罗马征服和统治以后，除了上述绝大部分心情外，希腊人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中至少又增加了屈从和不时的逢迎。我们仅从“罗马”和“罗马人”这些名称在希腊人中间曾经带来的两种不同凡响中，就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内心的矛盾。
罗马的征服和剥削、米特里达提战争中的失败以及随后的罗马内战的摧残，实际上使希腊人在共和时期已变得意志消沉。在希腊化时代就已日益丧失其古典时代精神实质的城邦沦为罗马统治下的自治城市。虽然铭文资料显示希腊城市的政治活动依然频繁，但这些政治活动仅仅停留在罗马容许的范围，并且把持在安心于同罗马合作的贵族寡头手中。城市中虽然依旧存在对贪婪的罗马统治者的仇恨，但为了求得生存，这些城市不得不服从罗马统治者。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很多时候是对从罗马统治者那里获得某种特殊权利、地位或称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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